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伟大历史使命之一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能否达到这一目标和农村生态环境好坏有着重要的联系。农村生态环境是以农村居民为中心的乡村区域范围内一切经过人工改造的或天然的自然因素的总和，包括该区域范围内的大气、土地、交通、道路、构筑物、动植物、设施等等。农村生态环境是农村、经济、文化教育和生活服务的场所，是农村经济社会稳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物质条件。所以加强农村生态环境保护，提升农村环保质量，是做好“三农”工作、保障农村社会、经济稳定持续协调发展的要求，是实现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目标的重要保障。

　　（1）环境保护意识不足。农村广大群众对生态环境保护的认识不足，加之广大干部、群众对农村环境建设的重要性不了解，认识不高，对进行农村生态环境保护的热情不高。同时农民收入水平较低、整体素质还不高，接受新生事物速度较慢，建设农村生态环境的意识比较淡薄。再有对社会公众的教育和宣传不够深入，公众对加强农村环保的意义关注不够，没有形成全社会积极参与和支持建设农村生态环境的局面。（2）农村生态环境保护体制、法制建设不健全。我国长期存在城乡二元结构，一些问题往往优先考虑城市地区，在环境保护方面也是这样。我国农村在环境保护方面还没有一部相对独立的农村环境法律法规，和城市较为完善的环境保护监督管理相比，农村仍是空白。由于长期缺乏环境污染的资金，导致我国农村环境保护基础设施建设严重缺乏。（3）农业生产技术较为落后。我国大多数农民的科学文化素质较低，不按规范使用肥料和农药的情况比较常见，同时施药施肥的配套技术不够完备，不但造成农用化学品浪费，还对土壤和环境造成污了染，让农业生态环境不断变差。农村农膜带来的污染造成农田土壤结构破坏，焚烧秸秆造成大气污染，生活污水、垃圾和人畜粪便未经处理直接入河造成河道水体污染严重。这些情况严重影响了农村的生态环境。（4）工业生产的污染。城市工业“三废”污染向农村蔓延的同时，许多设备简陋、技术落后、污染重的电镀、农药、化肥、造纸等企业，产生的“三废”任意排放，使得农村生态环境呈现逐步恶化的趋势。

　　（1）提高农村环境保护意识。我国农村居民的环境保护意识还比较低，广大农村居民还认识不到保护生态环境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不积极主动参加环境保护，这也是我国环境保护事业在许多方面缺乏群众基础的主要原因之一。保护农村环境是一项伟大事业，它需要广大农民不断提升环保意识。所以要充分利用宣传、教育媒体，采取报纸、网络、电视等一切宣传形式，大力宣传农村环境保护的政策、方针、知识及法规，让环境保护深入人心。（2）健全法律法规保障机制。目前我国的法律法规保障体系在农村生态环境管理中的不足已经表现出来，《环境保》还不能满足农村环境保护的要求。所以应健全符合新农村建设实际的环境保律法规，并积极制定有关实施条例和法规配套措施。此外还可以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编制适合我国农村实际的法律保障体系，从而实现资源环境和农村社会经济的协调健康发展。（3）发挥乡镇企业的环保责任。企业是经济目标的完成者，更是生态环境的影响者。由于企业管理不善造成重特大环境事件时有发生，严重影响广大群众的身心健康。目前对于广大乡镇企业，要将环保纳入乡镇企业发展规划中，确保项目建成后具有明显的环保优势。再有要建立健全乡镇企业内部环保激励机制，动员所有员工参与环保活动，乡镇企业还要建立健全有利于环保的决策体系。（4）实施规模绿色农业生态建设。努力推动推农民向城镇集中、土地向规模经营集中的农业生态发展模式，有效地控制农业污染。引导农民逐渐向现代农业转化，积极推动污染土地的治理修复、畜禽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病虫害综合防治、农田综合管理等农村实用技术。指导农民科学使用高效低毒农药、多功能农业机械、新型肥料和可降解农膜等，提倡推广绿色食品、有机食品、无公害农产品的生产。

　　[1]姜文，汪小勇，骆东奇.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的环境问题与对策[J].安徽农业科学.2009（14）

　　追求以生态文明为导向的司法理念的确立，是我们期待生态文明型社会“存在着或者能够实现一种有秩序、有效率和公平、正义的理想境界，并相信藉助于法的调整和规范，可以达到或接近于这种目标”。这种对法律理想的追求和对法律信念的坚守即是对法律的信仰。这种信仰会在法律制定、执行和司法过程中帮助人们做出与法律精神相符合的价值判断和行为选择，并在人们的价值判断或行为选择发生偏差时起到规制、矫正作用。确立以生态文明为导向的司法理念，可以使公众更加深刻地理解建立生态保护红线制度的价值和意义，增强其遵守和维护生态保护红线制度的内驱力。对立法者而言，生态文明意识与法律精神的沟通融合，或者说生态文明意识的法律性内化，会使其更加迫切地追求生态保护红线相关立法的科学性与有效性。对执法者和司法者而言，确立以生态文明为导向的司法理念会促使其在着眼于合法性的同时，自觉关注生态上的合理性，保证生态保护红线相关法律的严格执行。这样在各方的合力下，发挥生态保护红线制度的积极作用，推动环境正义的实现。

　　第一，保护优先，兼顾发展原则。生态保护红线是保障我国生态安全的“底线”，必须明确强调保护优先。当开发活动会损害红线区域的生态功能时，应以生态保护为重，宁可放弃一定的经济利益，也要保障红线区域生态功能的完整与稳定。但不能越生态保护红线的雷池半步，并不意味着生态保护红线范围内不允许有人类活动，对红线区域的生态功能和性质没有不利影响的开发活动是可以进行的，能够改善生态环境的活动更是应该鼓励和支持。第二，预防与治理并重原则。“预防”是生态保护红线本身所具有的重要性质，也是生态保护红线发挥作用的主要方式。“治理”则是指如果红线区域划定时已经存在一定的生态破坏或者环境污染，那么政府应当采取积极措施对其进行治理和恢复。环境具有整体性特征，如若在生态保护红线划定后仅仅着眼于预防，忽视红线区域内已经存在的环境问题，就可能造成红线区域环境质量的整体下降，甚至生态功能的丧失，使红线的划定失去意义。第三，科学规划，差异管理原则。我国不同地区的生态环境差异显著，因此必须科学规划生态保护红线的划定工作，对不同类型的红线区域采取差异化管理。围绕重要生态功能区、生态敏感区、生态脆弱区划定生态保护红线的思路是科学规划原则的重要体现，既避免了列举式标准面对地区差异时的不适应性，也避免了定义式标准难以操作的问题。同时，科学规划还应注重与已有保护区、地区规划的衔接，重视跨地区协调制度的设计。差异化管理应当以科学规划为基础展开，体现“分类管理和分级控制的差异化管理思路”。第四，信息公开，公众参与原则。社会整体理性来源于个体理性的交流、融合与相互矫正，由此产生的理性共识是法律权威的根本源泉。公众参与是法律得以良好制定的基础，也是法律得以有效执行和维护的基础。如果排斥公众参与，即使最为巧妙的法律制度设计也必将沦为一纸空文。信息公开是对公众知情权的保障，也是公众参与的基础。只有当公众对生态保护红线的划定、管理具有充分的了解时，才能真正理性和有效地参与到相关工作之中。第五，权责明确，损害担责原则。权利和义务应当是相对的，有责无权，责任履行将趋于懈怠；有权无责，则容易造成权利滥用。尤其对于行政机关，当政府落实生态保护红线不力，甚至故意违反相关制度时，必须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只有权责明确，特别是打破部分政府官员“无为而治”、“刑不上大夫”的侥幸心理，才能从源头上阻断违法行为的积累，避免积重难返进入恶性循环，保障生态保护红线制度得到切实推行。

　　第一，生态保护红线的划定、修改与退出制度。划定是生态保护红线制度实施的基础，主要包括红线布局和范围确定两个方面。对于布局问题，应当首先厘清不同区域的生态功能，在统筹已有规划的基础上加以确定。而范围问题，则应着重考虑生态缓冲区的划定。稳定性是生态保护红线发挥作用的重要保障，应当对生态保护红线的修改与退出作严格限制。只有在确需修改或红线区域已彻底丧失生态服务功能时才能进行，且应由统一管理机关审批，并以寻找替代区域、不减损整体生态服务功能为原则。第二，生态保护红线的差异化管理制度。我国生态保护红线的划定依照重要生态功能区、生态敏感区、生态脆弱区三种分类进行，明确了不同红线区域生态敏感度和生态服务功能的差异，为分类管理和分级控制提供了依据。在分类划定的基础上，根据生态保护红线区域的性质，制定与之相适应的生态保护标准和管理措施。尤其是要制定严格的活动准入规则，对于符合生态保护红线区域功能定位的活动，要严格执行环境保护与生态修复治理方案，建立健全区域环境影响评价的限制审批制度。第三，生态保护红线的监测与监管制度。对红线区域生态状况的监管极其复杂，想要准确了解区域生态状况，必须动态掌握水、空气、土壤、生物等诸多环境要素的状况及其相互关系，所以对生态保护红线的监管必须依赖于环境监测。环境监测需要独立性，以保证监测结论的客观准确；环境监管也需要独立性，以保证监管的切实有效；而监测是监管的基础，因此，应当建立监测与监管紧密结合的独立监管平台，形成以技术为支撑、独立性为保障的监测与监管制度。第四，生态保护红线的信息公开和公众参与制度。针对当前地方政府怠于履行信息公开职责、申请信息公开困难重重的状况，生态保护红线的信息公开制度应当建立对政府信息公开不力的追责机制。对依法应当公开、依法申请公开而不公开的，追究相关工作人员的法律责任，并依法代为公开。在此基础上，加强环保法律知识的宣传，提高公众的环保意识，保障公众对生态保护红线的划定、管理、监管等过程参与的有效性，使公众的意见建议真正对行政机关的决策产生影响。第五，生态保护红线的越线追责制度。生态保护红线一旦划定，就不能任意触碰和僭越。越线者，无论是公民、法人、其他组织还是行政机关，都必须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这要求生态保护红线制度建立民事责任、刑事责任、行政责任相互衔接的法律责任体系。尤其对于另外，为避免“拍脑袋”决策对生态保护红线区域的生态环境造成不可逆转的损害，应当建立终生追责制，使相关责任人承担无限责任，真正起到“不可越雷池一步”的警示作用。发挥环境标准在生态保护红线中的支撑作用生态保护红线需要环境标准的支撑生态保护红线的复杂性。第一，不同于针对单一要素的红线制度，对生态环境状况的评估需要动态考虑空气、水、土壤、生物等环境要素的状况及其相互关系。第二，经济社会发展程度存在差异，决定了“一刀切”式的环境标准很难适用于所有红线区域；更困难的是调整地区间的利益分配，保障不同红线区生态保护的整体性。总之，生态保护红线兼有要素的复杂性和区域的复杂性，构成了一张横向与纵向、静态与动态相互交织的联系网络，形成了其复杂性的特点。生态保护红线的约束性。法律的强制力是生态保护红线约束性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到生态保护红线约束性的转化需借助环境标准完成。因为立法资源有限，法律、行政法规往往只对违法行为及其法律责任作出原则性规定，同时授权主管部门或地方政府制定标准，作为具体明确判别合法与否的技术依据和技术方法。在环境保护领域，这一技术依据和技术方法即为环境标准。生态保护红线的相关法律需要在环境标准的支撑下实现对行为性质的判断与量度；同时，法律的强制性通过环境标准传递到生态保护红线中，使生态保护红线的约束性得以实现。

　　3环境标准对生态保护红线年来，我国环境标准“发展丰富了保护生态环境的依据、行为规范和技术方法，在明确生态环境保护目标、引领环境乃至经济社会管理，‘倒逼’产业技术进步、结构优化，提供环境监测、评价、监督、管理等工作基础性、技术性工具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支撑作用”，但也存在着滞后性、缺乏系统观念、地区针对性不足等问题，尤其是生态环境标准的缺失，使环境标准对生态保护红线难以形成有效支撑。滞后性主要体现在滞后于环境保护理论的发展。40多年来，从浓度控制到总量控制，从点源控制到综合管理，从污染者付费到肇因者负担，从谁开发谁保护到受益者补偿，从末端治理到源头控制再到全过程控制，理论的更新推动着环境保学的不断完善。环境标准作为法律与司法实践的关键连接。